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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四次采访八国峰会，也是中国第五次作为被邀请的发展中国家，参加对话会。缺席的哪些是去年，因为人在美国，不过去年在德国的那次，算是取得了重要成果，因为八国集团终于就关于减排的问题，同意进行积极的思考。不过一年之后来看这项重要成果，用广东话来说，“得一个讲字”，美国还是不愿意制定具体的减排目标，看来去年，大家都过于乐观了。

第一次采访八国峰会是五年前，法国举办的那次，和中国友好的希拉克，首次运用了对话会这样的形式，邀请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这五个发展中国家出席。我知道，去年的峰会是在德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而其他的四次，地点都和水有关系。第一年是在法国的埃维昂，但是记者还有中国代表团都住在瑞士的一个小镇，需要搭乘渡轮才能够到会场。第二年是在英国爱尔兰，进会场不需要坐船，但是中国代表团住在一个距离会场比较远的城市，酒店就在大海的边上，那一年的峰会，因为发生了伦敦地铁爆炸，会议没有结束，大家都奔向了伦敦。第三年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记者进出会场，需要坐海上快艇，而这次，则是在北海道著名的景点，洞爷湖，不过会场和新闻中心，有几十公里的距离，算了一下，去拍摄的记者，加上安检的时间，拍一次需要花上半天。

不过这样的安排对于保安来说，却是一个好事情，这一点，当我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就体会到了，因为那次，示威者都被限制在瑞士这边，虽然因为他们的游行，让我们这些记者的出入非常得不方便，经常影响采访，但是对于峰会本身，却没有影响。不像99年西雅图的世贸部长级会议，因为示威者的关系，会议不了了之，因为各代表团都没有办法离开酒店，进入距离也就是十分钟车程的会场。

说到安保，这次日本真的很严，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领导人出入的时候，整个酒店封锁，大堂被屏风封了起来，可以和美国哪种，在酒店门口搭起白色的大帐篷，想拍领导人下车，没门的做法相比美了。更不要说在大堂等领导人进出，希望抓住机会提问的想法，因为即使进入了酒店，也不能够在已经被隔离的大堂逗留。这对于我们这些香港记者产生了一个切身的困难，那就是当唯一的那个代表香港去拍摄的摄影师拍完之后，大家只能够到酒店门外的大街上过带子了，原本也没有什麽，香港记者虽然跟外交部报了名，但是很多时候没有证件证明自己算是中国代表团的，很多时候也很疑惑，自己到底属于那里，所以已经习惯了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只是这两天时情时雨，到时候手忙脚乱影响发稿速度，才最让人担心。

之前几次采访八国峰会，尽管人多，住宿最终都不是问题。但是这次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中国代表团住在札幌，距离新闻中心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车程，而我们头两天的工作都是围绕代表团，当然希望住在札幌，但是结果发现，找不到酒店。听介绍，因为这次被邀请参加对话会的国家有14个，是最多的一次，加上五千多名记者，还有联合国，欧盟等的代表团，札幌的酒店远远不够。我们住到了距离札幌三十多公里的小樽，虽然每天坐火车，转地铁很不方便，但是倒也实实在在体会了当地人的上班生涯。

说起日本政府安排这次会议，规矩太多，让大家觉得很不方便，几个月前申请证件已经深有体会，因为是最为繁琐的一次。在现场采访也是，去机场接机，要提前三个小时，排队，等待，等待，排队，活生生把人搞累得不行。不过发现，日本记者排队很整齐，行进过程中不会乱，而中国这一边，排成队形的时间要多一些，走出几米，就很自然，变成几排了。

政府这次也应该算是大手笔，因为北海道本省比较乡村气息浓一些，大会特别赠送记者3.5g的免费上网卡，让大家随时随地可以上网发稿。而为了突现这次对应全球暖化，连给记者准备的纪念品也是推出日本在这方面的高科技，比如利用太阳能的手表。说到应对气候暖化，而这次领袖们的合影，也不会西装领带，而是穿上短袖衬衣，响应减排号召。当然，日本也利用这次为日本文化做广告，令修复人们的活动，就有观看茶道等，而选择在七月七日，是因为这一天是日本的节日tanabata,在这一天，日本人会把自己的心愿写下来，挂在竹子上，因此八国领导人们的第一天，就是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

日本的不少公司，包括电器，汽车等，已经研制出不少减排的新科技，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投入一百亿美元向这些公司购买技术，然后用合作伙伴的方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中，气体排放量较大的经济体。

虽然日本在金钱方面很大方，但是在是否扩充八国集团的问题，从来都是立场坚定，而美国也表了态，认为不需要在现阶段扩充，特别是把八国，变成13国，加入那五个被邀请出席对话会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加入八国集团，并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因为八国集团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只是一个对话的平台，因此作为成员的话，在丢失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之外，还多出了应该承担的义务，但是影响力，却并不会因为加入了这个组织而有所增加，因为毕竟在国际事务上，要发挥影响力，还是要透过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才是实实在在的。

而最重要的，中国确实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所以，美日的反对，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应该是松了一口气，就算对方存在着排斥心态，也不用过于和他们计较。八国集团一直被看成是富人俱乐部，要有这样的一个名分，付出的入场费，分摊的成本都不少，所以，到底是要名，还是务实，会决定是否要加入的意愿的大小。

想起摄影师说的一句话，既然有了联合国，为何还要有八国峰会？也是，讨论的问题，和联合国日常讨论的没有分别，或者分别在于，三天的八国峰会，这些领导人们可以在没有议程的情况下表达看法，可以抛开外交礼仪，开诚布公的相对，就像日本前首相透露，峰会期间，领导人们经常会吵架，而我，则想起了布什给默克尔捏肩膀的那张照片，这才想一个俱乐部吗。

最后，八卦一下，原来八国集团里面，最老的是福田，七十一岁了。最年轻的，42岁，如果还不知道，凭外表，猜得出来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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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者：谷歌公关部

今天，是俄国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夏卡尔（1887年7月7日—1985年3月28日）的诞生纪念日。

我们谨以改变 Google Doodle 的方式，向这位艺术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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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范范很苦恼。 范范说：怎样才可以不要去想这些烦心的事情呀？ 我说：睡觉。 范范说：可是明天早上醒了，还是要想呀？ 我说：睡懒觉。 结果被她好好的笑话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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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的行为，针对的是警察，但是死去的却是从来没有伤害过他的无辜的人。网上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因为有不少人积聚了太多对于警察的怨气，忘记了，死去的那些警察，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儿子，是父亲，甚至可能是你我平时的一个朋友。这样的反应，有点点好像很多不喜欢美国总是霸道的党世界警察的人，911事件的幸灾乐祸，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本身形象的恶劣，连带人们开始不喜欢美国，不喜欢美国人。不过这样的不喜欢想深一层也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人民用自己的选票选择了这样的政府，又如何会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结果？

这是一个现实，一个人犯下的错误，虽然你和我会觉得，绝对的和自己不相干，觉得完全可以和自己划清界限，但是事到临头却会发现，原来这是不可能的。

警察里面有很多被我们认定为好警察的人，杨佳把自己从某几个警察积累的不忿，发泄到了其他警察的身上，而这些警察里面，可能就有不少我们认定的好警察。问题就在这里了，杨佳的举动绝对是个别的极端事件，但是他的遭遇却引发很多的共鸣，这就证明，用个别事件，个别人来解释这个行业给人的形象，就已经有点难以自圆其说了。就好像大家对记者这个行业的印象一样，在很多人的眼中，记者的形象不算好，认为不讲真话，甚至为了钱而说话，有这样的印象，一定是从个别人的举止开始的，一些人遇到了这样的一些记者，开始只是一些，后来变成很多，大家发现，彼此都有过这样不太愉快的经历，一个负面的记者形象也就形成了。当然，很多媒体人可以很自豪地把自己和这样的同行去分开，以为别人的差，反而可以衬托出自己的好。但是这样的想法未免天真，因为当别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永远只是记者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份子，你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身份，既然你从事这个职业，于是你，在很多人的眼中，也就是等同于这样一个职业。当然，你周围认识你的人，绝对不会把你等同于那些同行的，就好像，如果杨佳认识那几个警察，并且有所交往和交流的话，那末也就不会把他们只是视为警察了一样，也许就下不了这样的手。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当你面对一大群陌生人的时候，你所有的，只有你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好像在汶川，在郴州，当我和我的同事，面对那些激愤的民众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记者，而记者在他们的心目中，形象并不怎样。最终没有遭到围攻，还好大家发现我们还有一个身份--香港记者，这次事件让我们的感受是，对于香港记者的这种形象，只要我们还在这个行业做一天，我们都有责任要好好守护。

说了这些，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不要以为别人做得不好，和自己没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个个体的行为，多了，就会累计成为大家对于一种职业的印象，同样的，一个官员的行为，多了，就会累计成为大家对于政府的印象，同样的，政府的行为，多了，就会累计成为别人对于一个国家的印象。因此，自己做好了是远远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去监督别人做好，因为大家都要明白，别人的不好，原来自己，也是要受到牵连的，所谓的独善其身，那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可以实现而已。

所以，作为一个公民，除了做好自己的本分之外，也有责任去督促别人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政府有责任设立一套公平的制度，让没有做好自己事情的人受到惩罚，至少不会得到奖赏，不会成为别人眼中想要效仿的典范。社会应该要建立这样一个价值观，不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去关心别人是否做好了自己的事情，那都是自私的表现，自私是有代价的。作为官员更应该明白，光是自己做个好官，并不代表不会遭到人民的诟病，因为在人民的眼中，政府是一个整体。对个别官员的失望，会导致对政府的失望。同样，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最后还是会变成执政者的问题

一个不容忍犯错的社会，会透过制度的建立来防止和惩罚错误，因为人的劣根性，比如贪婪，比如权利欲，比如对其他生命的不尊重。当然，这里面有制度的好坏，涉及到效果，以及利用制度犯错的机会的大小，而差的制度，所有的民众都要分摊后果，因为生活中还是会遇到种种人为困难。所以社会的一种价值观的建立才是最基本，这样可以让制度的效果事倍功半，但是要有这样的价值观，又是一个人人有责的问题，说到最后，还有一个谁来带头的问题，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政府，为官的不带头，其他人的行为，似乎不会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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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儿今天又给爸爸妈妈念了一首号称是在幼儿园学的新歌 内容是这样的： 小鸡带小鸭 小鸭带小狗 小狗带小猴 小猴带小猫 小猫没有好朋友带嗒 呵呵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幼儿园学的 不过听起来不像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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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美国和中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的“城市”，和中国的“小区”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而美国的“郡”，反而和中国的“城市”很像。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 第一从人口来说，两者有可比性。以美国加州为例，很多的城市人口仅仅是几万，而上海的稍微大一点的小区，人口也要这么多。前一段Google要为整个Mountain View这座城市安装无线网络，炒得全世界都知道，好像是多大的事情。如果仔细一看的话，发现Mountain View只有7万多人，几乎和我所在的小区一样大。 第二从政府的组成。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政府和中国的物业管理公司相类比，倒是让我们可以看明白很多事情。现在上海的很多小区，都会成立业主委员会，而物业管理公司由业主委员会选聘，并靠业主的物业管理费（美国叫做稅 :-)）开展工作。说白了，现代政府本来就应该是物业管理机构，并没有像皇帝一样的权力，只不过中国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形成，在小区里面这种小范围里面，已经开始形成了。 第三就是从政府的组织成员。美国的很多城市的权利都来自于city council市政委员会，小城市比如Palo Alto的市长基本上都是兼职的，周六开会的时候才出现，城市的财务等很多人也可以兼职的，这和我们的业委会成员也多是兼职的很类似，虽然是兼职，却是业主的代表，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因为业主全体的大产证上白纸黑字的写着，这块地方，由这些人拥有），物业管理公司的职员虽然是全职，却仅仅是被雇佣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如果不是恰好是业主的话）并不拥有这块土地上面哪怕一点的权力，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洗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大产证上面规定的人所有，而他们仅仅是被业主委员会授权使用而已。 第四从外观上来看，你不觉得上海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小区，已经和美国的城市街道（纽约芝加哥这种超大级城市除外）很像了吗？比如标志清晰，车位管理井井有条，保安和蔼可亲，业主安居乐业。这些场景，离开了保安把守的小区，到了真正我们的城市的大街上，就常常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常常谈中国的民主，我倒是对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还没有太大的兴趣，反而对于小区层面的民主非常关心，因为我相信，只有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解决，才是更高层面的民主思想基础。 我热心的作为普通业主参与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在业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发生过很多争执，甚至是拳打脚踢的动武事件（多次）。主要的原因在于，业委会里面从成立很快形成了几个派别。比较显著的保守渐进的（被另外一方成为“亲物业派”）业主和激进的业主（主张立刻解雇现在的物业公司）。尤其以激进的业主派坚持，必须把不同意见的业主“清理”出业主委员会，才可以真正开始讨论问题。更多的人也同意，要先“统一了思想”，才可以开展工作。 我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很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冲突，折中，妥协直到达成共识的过程。业主会里面，就应该有有各种不同观点人在一起，通过一定的议事日程，来解决问题。一个人可以有他的想法，但他不能因此就要求先把其他的想法“清除”干净才可以，就像历次的学生运动中，很多学生激进的阻止其他学生复课一样，口头上要民主，却实质上没有摆脱专政的思维。 我理想中的未来，应该是以承认土地的所有权为基础（现在承认50年的使用权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法理的基础），承认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定的面积内（现在以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内），所有的居民集体的拥有对于这个小区内一切法律规定的民事权益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个小区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应该由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居民说了算，而不是由其他一些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的人说了算，更不是由这些人的上级单位说了算。 至于小区里的几千人到几万人，一定有上百种观点，怎么叫大家说了算，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简单多数不叫民主，就好像大家决定在张三家门口修一个垃圾场，很有可能几千家同意，一家反对的方式通过一样，这不叫民主，这仅仅叫多数者独裁。现在的比较广泛接纳的方式，就是成立民选的业主委员会，并由它代理执行权力，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并且要求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或者授权其代为强制执行某些制度。 更进一步说，业主委员会，虽然现在还不是，但是将来，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政府。它不是民间机构，再说一遍，它就是政府。一个一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一个个小区（或者借用美国的概念，叫做“城市”）的政府。它的权力并不是由一个镇，城市，或者中央政府施舍的，它本身就拥有权力（虽然这个权利因为土地的最终国有，现在还不能从法理上说的那么顺，但至少在50年以内，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这样子，一个上海（我一直拿上海为例子，仅仅因为我对这里比较熟悉一些）就被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区域，而每个小的区域，就是一个小政府。几个小区联合在一起，需要管理一些小区之间的公共事务，比如班车，公共街道等等，就必须成立小区联合政府，而这些小区间的政府（我们不妨称之为区政府）的管辖权，仅仅在各个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外的约定的公共区域，这个政府，是没有权利管辖小区内部的事物的，除非各个小区自己的政府共同签署一些条约，并且在本小区推行此条约。这样，小的政府和大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于渐进的推进民主，会有帮助。以此类推，以小区的自治，可以推到大区，到城市，由城市到省，由省再到国家。我相信只有在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实现，并一层层而上，才是真正稳固的民主架构。 我现在持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历史上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甚至有些小国寡民的影子。绝不认为自己说的就一定对。希望能够和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同一个流程和框架下，进行妥协，折中，直到得出可以执行的方案。 后注：不过经过很多思考，越发认为美国的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如果照搬一定会乱。美国有自己的历史，有来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有两百年的无数次轰动全国的高等法院判决推动复杂的进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沿革更加复杂，更漫长，我们的任何思考变革，一定要顺着这个地方的一条主线前行；两条线，只能相互借鉴，却不可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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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司很长时间，越到后来，越发现专注的重要。最近一些CEO的朋友聊天，都提到了专注这个词。 昨天晚上和小伟在杭州文华酒店的顶楼聊天，他提到一个我感同身受的观点：“策划是毒药”，或者用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不专注的策划是毒药”，因为主意出来很容易，但是会有牵涉进去非常多的设计，产品，开发，市场，客服，甚至是管理者的时间进去，而方向，一不小心就偏离公司应有的航道。 小伟举了个例子，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动身要去西湖，也就是4小时的步行路程。 出了门，忽然朋友拉住，说要请吃饭，吃饭也就吃了，反正是白吃。 刚吃好饭，酒足饭饱，忽然又有人说，恭喜中奖，那边有一万块钱领。 有钱不领好像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于是跑过去，兴高采烈的拿了一万块钱回来。感觉很有成就感。 于是一路上，左拐一下，右拐一下。到西湖估计两天都过去了。 对于我们的诱惑也很多，一会儿是CCTV，一会儿是这个门户，一会儿又是电信。。。各种各样的机会，好似免费的晚餐，天上掉的钱，如果不专注，很容易左一个原型，右一个谈判的，让我们远离正常的轨迹。 除了抵御外部的诱惑，还要抵御外部干扰。刘韧最近写了关于论坛里面雇枪手的事情，就说的是这回事儿。时不时的，会有些负面消息在不用注册的匿名论坛里面蹦出来。对于这些事情，也要专注。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在高架上面开车的时候，一遇到堵车，总有人习惯性的用前大灯闪呀闪呀，恨不得让前面的车都长了翅膀飞出去。遇到这种主，忽略后面的闪灯和喇叭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若是亮起刹车灯，他另外一个车道，你加速堵住，两个人干上，危险不说，还有可能走错了路。何必呢？ 专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要理会诱惑或者干扰，坚持时间长了，就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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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者：Google（谷歌）研究员 吴军

1. 成王败寇

2. 嗜血的地方

3. 机会均等

4. 硅含量不断降低

旧金山湾区之所以得名硅谷是因为早期这里的公司大多数是半导体公司或者计算机硬件公司。我们前面介绍的惠普公司虽然不能算是一家半导体公司，但它是以计算机和仪器等硬件为主的公司，可以算是硅谷早期主流公司的代表。但是，最早诞生于硅谷的真正的半导体公司是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

今天知道仙童公司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它在半导体历史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仙童半导体公司是从夏克利半导体（Shockley Semiconductor）“叛逃”的科技史上著名的“八叛徒”（Traitorous Eight） 创办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摩尔定理的提出者戈登·摩尔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仙童半导体公司在五十年代末制造出世界第一个商用半导体集成电路。（注释：对于是谁第一个发明集成电路，现在仍有争议，德州仪器公司的专利比仙童的早，但是，仙童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实用产品的）尽管现在仙童公司早已江河日下了，但是每一个计算机用户一定知道它的两个孩子—英特尔公司和 AMD 公司。

自仙童以后，在旧金山湾区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半导体公司，包括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旧金山湾区从此赢得了硅谷之名。直到八十年代，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一直是硅谷的支柱产业，其中著名的半导体公司还有国家半导体和 Maxim 等公司，而中小公司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在九十年代前，硅谷著名的大公司有：惠普，英特尔，Sun，SGI，IBM （Almaden），甲骨文（Oracle），苹果，3Com， Seagate，AMD，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其中只有 Oracle 是以计算机软件和服务为主的公司， IBM 的 Almaden 实验室基本上是一半软件（DB2）一半硬件（存储设备），其余都是半导体公司或者计算机硬件公司。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硅谷半导体公司的黄金时代。

但是九十年代后，虽然硅谷的半导体业还在发展，新的半导体公司还在诞生，但是，半导体在硅谷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2000 年后，硅谷最大的公司是思科，谷歌，英特尔，IBM，甲骨文，苹果，惠普，雅虎，基因科技（Genentech）和 Ebay。其中谷歌，雅虎和 Ebay 是互联网公司，IBM 将存储设备部门卖给了日立公司后在 Almaden 是一个纯软件和服务的公司，而基因科技干脆就不是 IT 科技公司，而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它们都和半导体毫无关系。即使是英特尔，也已经将其工厂迁到美国其它州以及海外，它甚至逐步将研发部门迁到费用低廉的亚利桑那和俄罗冈州。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硅谷在世界经济和科研上的地位有增无减，半导体在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仍然在增加，只是硅谷的核心产业越来越远离半导体了。

造成硅谷半导体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理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十八个月降一半，当一个公司研制出来一个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不断增加利润，因为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淘汰了。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讲，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的硅谷长期发展。我们前面提到，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

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 RISC 处理器的 MIPS 公司，Sun 公司和 SGI 公司，以及 LSI 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 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 LSI 和 AMD，然后创办 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

硅谷兴起于半导体工业，三十年前，硅谷就是半导体的同义词。但是现在半导体工业在硅谷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世界上很多城市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比如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二十年前，当半导体公司开始离开硅谷时，不少人也怀疑过是否早晚有一天硅谷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因产业变革带来的地域性衰退并没有在硅谷发生。事实上，没有了半导体，硅谷反而更加繁荣了。

硅谷没有了硅，那么留下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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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只关心韩剧和美容，从不关心时事的女朋友很气愤的对我说，你听说了吗？贵州的事情，一个部长的儿子强奸了很多女孩子，但是政府不管，结果几万人上街抗议了。一开始我以为又有新的事件在贵州发生，听完了，可以肯定，她说的就是发生在瓮安的事情。向她解释了一下，发现其实她对于真相并不是太感兴趣，之所以愤怒，只不过这个听说过来的事件，再一次证明了她原本对内地地方政府的固有印象。

其实对于这样的传言，如果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但是却会激发起去调查事件真相的兴趣，毕竟在互联网上的视频还有照片不是传言，但是缘由，当然需要去经过第三方的确认。还有不会轻易相信的人，就是那些习惯了听到传言，会自己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们，他们会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继续关注，因为传言总是有太多地方很容易被挑出破绽，有的时候根本不合情理，但是当然，有的，在被确认之后，会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很容易相信的人，有的就好像我的这位女朋友，对于内地地方政府，早就存在不信任，因此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会相信确实会发生，因为这只不过再次证明他们的不好而已。这些人的出发点，还是在于他们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还有一些相信的，就是那些从来就是别人说什麽，就相信什麽，或者就是喜欢看热闹的人们，不管这样的热闹和参与是否合法，只要有别人这样做，在他们看来，就是可以做的了。

瓮安的事情，虽然官方公布了调查结果，但是从新闻的角度，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所有的说法，都是需要经过独立第三方的证实，那才能够被确认为真相，不然，还是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当然，进入司法阶段又是不同的，大家需要尊重法庭的裁决，这是基于法庭已经听取了各方的陈述，最后依据法律作出的裁决，这样的裁决，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觉得不公平，但是对社会大众来说，这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规则。

香港媒体很关注瓮安事件，第一时间有不少记者到现场报道，但是调查式的报道没有，即使这样，还是有香港媒体采访了死者的叔叔，他对着镜头的表达，和之后内地媒体的报道，至少有两点可以让人相信是事实，那就是他没有被打死，第二，他确实被打了，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还有一个应该也是可以确认的事实，那就是当地民众被要求慎言。被要求慎言，就更会让人觉得，这就不正常了。经常收到一些信件和电话，都是要求记者采访身边的不公平事件，就好像信访机制的存在，这其实有点点不正常，如果一个人不能够透过身边的行政还有司法程序去申诉，去改变不公，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媒体，寄托在公众舆论上面，那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多的不满，用这样的手法，肯定是违法法律，但是正如贵州省的官员所说，需要反思深层次的原因，这些人为何要用如此极端的手法？如果是黑势力挑战政府管治威信，那就有两个问题，为何政府让黑势力有坐大的空间，第二，政府是否有能力打击？如果里面还有民怨的爆发，对政府的不信任，那末问题也产生，那就是民怨来自于那些问题，不信任源于那些问题？这种的不信任，和我的女朋友的那种不信任不一样，当地民众的不信任，是因为一件件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琐事累积起来的，要增加他们的信任感，需要的是让他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政府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当然，当地方民众的这种信任感建立之后，慢慢的，我的女朋友的那种成见，也会慢慢改变，因为去加固这样的偏见的传言会越来越少。

瓮安的事件，就算是因为黑势力的参与，地方政府也是难逃其责的，因为让黑势力有这样的能力和机会，本身就是地方政府的失职。也许有人会推卸，这是因为民众愚昧，容易成为不明真相的人，其实如果民众确实存在愚昧也好，不懂法也好，这同样也是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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